[23]而强化镐京被破、西周亡于犬戎这一政治事件，便自然成为东周时期有意争霸的诸侯国论证其争霸正当性、塑造各诸侯国之间共同的政治记忆的最佳事件。

主权者的意志是国家的灵魂，灵魂一旦与身躯（body）脱离后，肢体就不再从灵魂方面接受任何运动了。霍布斯认为，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经验哲学中的灵魂（soul）和灵（或精神，spirit）就是这样的无形的物体或无形的实体，这些词语都是荒谬而无义的。

[18]霍布斯就此认为，对于被征服者的统治权不是由战胜而来的，乃是由于他自己的信约而来的。[17]以力取得的主权包括两种：根据世代生育的关系取得的家长制（paternal dominion）和由征服而取得的专制统治（despotical dominion）。自然法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保全生命。[7]物体一旦处于运动之中（in motion），除非受到他物阻拦，就将永远运动。[30]臣民如果因为已经不义地反抗了主权者或者犯了死罪，大家都知道必将因此而丧失生命的极端情况下，他们就有联合起来互相协助、互相防卫的自由。

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  三、原初的宪法：契约 由自然法产生的自然义务只能及于身体内在的良心，而不及于身体的外在行为。[46]《加拿大法官职业道德原则（1998年）》，载怀效锋编：《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法律出版社，第232-234页。

但法官的这种释明权（或义务）也应当是规范的。  四、我国法官慎言义务及主要遗留问题 我国在上个世纪，法官没有职业化的背景，因此法官职业道德规范没有受到重视，是很不完善的。法官出现不当言论后，可不可以以自己的公民身份和公民言论自由权来为自己抗辩？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法官首先是法官，而不是普通公民。当我们处在内心的正义感过于强盛的时候，法官内心会有过激的冲动，也会有过激的言论和行为。

[21] 由于历史和司法体制的原因，法国法官职业道德没有设立规范。[30] 高一飞：《媒体与司法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131页。

[74]对法官嫖娼行为的调查和处理，如果设置媒体报道的禁令，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是可想而知的。2001年是新世纪初，随着我国法治化、加入WTO（2001年）、司法职业化（自1998年肖扬任大法官起），我国法院明确进入司法职业化建设阶段。[23] 德国《法官法》第39条规定法官原则上如其他国民一般，亦享有政治活动自由，自亦得于职务外发表言论，惟必须节制与保守，以维护对其独立性之信赖不受损害。目前法官慎言义务还是缺乏实践和落实。

(三)在接受采访时，不发表有损司法公正的言论，不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和有关当事人进行评论，不披露在工作中获得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及其他非公开信息。近年来，法官言论引发的争议事件又不断出现，比较典型的包括： （1）2007年，北京房山区法院韩浪故意伤害案宣判后，无法平息怒火的韩浪和被害方张某在法庭上继续起了争执。比如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讨论中，法官言论如何得以充分表达？法官异议书（不同意见书）制度与法官言论自由是什么关系？如前所述，法官无疑有言论自由，但很特殊，特殊在哪里呢？在于他可以坚持独立的见解。另外，从法官的独立性体制、法官遴选制度、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到法官职业伦理等等，都一脉相承地贯彻了这种对法官角色的理念假设。

但这种惯例已然成为职业共同体的共识，如有法官违反，则会引起同袍的谴责和鄙视，因而具有强烈的压力。意思是，基于诚恳，益世，兼顾，无弊，创新，知行这六种理由而需要慎言。

《法官行为规范》第29条还规定不得与诉讼各方随意打招呼，不得与一方有特别亲密的言行。第24条规定了语言文明……。

[37] 陈新民：《公法学杂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法官在宣判前，不得通过言语、表情或者行为流露自己对裁判结果的观点或者态度。司法沉默的优点在于保持了法官的中立性和独立性。《管子》一书也有修身篇。这就意味着，侮辱和诽谤法官的行为，仍然要按民事侵权由当事的法官提起侵权诉讼，这显然是不合适的[68]，而是应该在制度上来解决类似藐视法庭的问题[69]。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的吴彦博士和法学理论硕士生杨洋同学的帮助，特此致谢。

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1月4日发布试行《法官行为规范》，按立案、庭审、诉讼调解、文书制作、执行、信访、业外活动等来归纳，但涉及法官言论的规定比较简单。法官一言一行都代表这种司法态度和司法哲学，因此谨言慎行是法官的本色。

但我们常常并不能清晰地证明自己是最符合正义的，吴经熊说我们永远不能证明我们是醒着的，说我们是清醒的。因此，法官的慎言义务也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义务，有违反者，也鲜见受惩戒的先例。

《法官行为规范》第83条规定接受新闻媒体与法院工作有关的采访，(一)通过法院新闻部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法院的公信力不仅靠审判结果的公正，靠司法体制的理性，靠审判程序的正当，靠诉讼成本的经济，还靠法官职业素养的尊贵。

英国还有一个传统的制度：对法官的在行使其司法权力时的错误言论，法官享有诉讼豁免权，即不得对此提起诉讼。2、法官言语文明的义务。Monroe Freedman教授在其《法官的言论自由——评Lubet和波斯纳之间的争论》一文中似乎偏向于支持波斯纳，他认为，《美国法官司法行为准则》3A(6)条的规定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法官不应对有可能会落到他自己身上的案件进行公开评论。各国对法官职业伦理的监督和管理都不外乎行为和言论两个方面。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国家法官只不过是讲法律的嘴，仅是被动物，没有能力削弱法的强制性和严格。比如美国法官的公开选拔的原则，其内容是与法官的政治活动相关联的，像这种国情和制度上的不同安排，不同于我国，因此不可能照搬照抄、现学现用。

（4）其他法官可能持有不同的意见，并希望做出相应的回应，因此有可能引起法官之间的公开争论，这会使法官的名誉受损或是损害法院的权威。部分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等，包括中国）采取条文的形式——这被称为法官职业伦理的客观化[26]。

法官慎言，就需要法官的内心保持谦和、谦卑、谦抑的态度，这种内求诸己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美国，大法官马歇尔重述了这番话，他把法官说成只是法律的代言人，不能随意行事。

许多法官认为根据情况，法院应当对此作出回应，特别是当这类评论可能对法官的能力、品格或独立产生不公平的影响时。法官是判断者[34]，对判断者而言，他几乎没有行为动作上的职责，只有判断言论的职责。《法官行为规范》对其他环节的法官言论也作了规定，比如第79条规定来访人表示不解决问题就要滞留法院或者采取其他极端方式，要及时进行规劝和教育，避免使用不当言行刺激来访人。参见Court Review  5,Summer2000以及 Court Review  5,Winter2001。

[29] 2001年80多个国家的首席大法官在印度的班加罗尔（Bengaluru）制定的《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中规定法官享有言论自由等权利，但是，法官在行使上述权利时应当注意方式，要能够维护司法尊严、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性。笔者对此有两点看法，其一，法官自行改判原审判决，并不会产生消极影响，而一个有影响力的法官对未生效判决的评论，在中国这样的行政化司法体系内，却势必会影响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我国法官在言论上的义务如何具体界定？国际上关于法官慎言义务有哪些可借鉴的规定？法官慎言义务的理由或原理是什么？如何让法院和法官能够充分理解这种义务和限制的意义呢？如何处理法官慎言与能动主义、司法为民的关系？等等，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参见程汉大、李培峰：《英国司法制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154页。

身为法官的个人，其角色有两重性，一是普通公民，二是法官。这恰恰说明了法官对自己所做的判决的不自信。